蔡昉 都阳 高文书 王德文 王美艳 王新梅 王智勇 吴要武 张车伟 张展新
- 我的经济学研究经历主要分三个阶段，分别以农业经济学、经济发展改革理论与经验和劳动经济学为研究重点。但在时间上每个阶段是交叉的，所以也应该说是我的经济学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
- 第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三农问题。从1983年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就开始关注农村经济改革的新动向，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就家庭承包制的生命力问题、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买难卖难因何产生、如何解决等问题撰写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后来还以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为主题撰写了硕士论文。从1985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期间，结合当时学术界探讨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问题，就土地制度改革、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模式、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当时争论的主要热点问题上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反映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和1992年出版的《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体制改革的思考》。1993年调到人口研究所工作后，继续进行农业保护、农村制度和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研究，主要反映在一系列论文和1998年出版的《穷人的经济学》和2000年出版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专著中。
- 我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将其特殊的部门现象、产业现象和群体现象与整体经济发展和改革结合起来，纳入规范的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实证分析框架。
- 首先是关于农业保护问题的研究。早在90年代前期，我就观察到随着农业份额的下降，继续在“取”和“予”之间作文章，并不能解决农业发展的机制问题和激励问题。因此，在一系列文章中，我提出“对农业（广义）征税和对农业进行保护，都是一种扭曲”，并预测了中国农业即将到达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折点”，提出农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个能够自生发展的资源配置机制。例如，在《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和《农村经济与社会》1993年第2期《论农业保护及其替代政策》等文章中，我指出，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同实行农业剥夺政策一样都是扭曲性的政策，有很高的福利代价。在我国农业比较优势趋于丧失、农业相对收益下降的目前阶段，应避免错误的政策选择。因此，我国农业政策选择应建筑在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基点之上。在当时引起了重要的讨论，而经历十余年的政策演变，实践证明这个讨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 其次是关于农业组织和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我把农业经济现实中反复遇到的组织现象以及相应的学术讨论概括为“规模经济-激励机制悖论”或“折剑-取水悖论”，由此将这一问题的讨论纳入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并具有中国问题的特色。在1993年《经济研究》第1期上我发表了《论农业经营形式的选择——着重于社区合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认为传统发展战略决定了农业合作组织不可能具有农民的退出权，只要农村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性质不变，各种组织的强制性质就不会变。在1999年第5期《中国农村观察》上的《合作与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与农民社区组织》进一步将这种组织的性质与发展阶段结合阐述。在2003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把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考察其变化的几个临界点。197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打破了传统城乡关系政策赖以存在的制度均衡，导致农村经济改革。在改革期间，城市居民运用其特有的“投票”和“呼声”机制，影响着城乡关系政策，阻碍农村劳动力的永久转移，继续维系着城市偏向政策。然而，农民仍然可以通过“退出”机制即“用脚投票”，最终推动城市偏向政策的改变。当城乡收入差距回复到改革之初的水平时，制度变革的条件将成熟，导致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改革。
- 第二个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从80年代末参与“走出通货膨胀困境”课题研究开始，与林毅夫和李周合作，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传统经济模式内生地形成的逻辑、因同一逻辑而形成的改革方式和遇到的难点，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建议。当时在《经济研究》和《战略与管理》发表诸多文章，并写作了以后以8种文字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及《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等著作。在这些著述中，我们把逻辑一致的分析方法及其结论贯彻始终，并进而扩展到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从而论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般意义。这一讨论对国际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做出了贡献。2003年在海内外出版的《中国经济》一书，把以往的讨论进一步系统化，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此外，针对国际上对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否推进市场化的怀疑，我就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检验，证明中国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同时也揭示了阻碍市场化进程的制度性障碍。
- 我关于发展战略和改革方式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一方面，把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实际中，因此，问题的讨论就成为经济学主流的话题，进而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与中国现实不符的假设，从而与中国的问题联系更加紧密。这使中国经济学不仅在实证上，而且在理论上对一般经济学做出贡献。
- 第三个主要研究领域是与区域发展战略相关的增长理论和经验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次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这激励我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时，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探讨决定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什么。我把对西部开发战略要不要实施以及能否成功等问题，提炼为经济增长理论中是否存在地区增长的趋同，以及趋同条件是什么。在《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我与都阳合作发表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使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检验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条件趋同”的存在，意味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趋同就不能发生，西部开发战略就不会有效果。因此，我们把这些条件的创造如人力资本等作为地区发展战略的投资重点，提出政策建议。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继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一书。这些较早的研究迄今已经引导出该领域的大量文献。
- 我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关注和研究方法是与我对贫困问题的长期研究倾向相一致的。从90年代初以来，我一直高度关注贫困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报告。我发现，贫困不仅仅表现在收入的不足上面，更由于人文发展不足而表现为能力的贫困，从而不能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我在研究中指出人文发展作为发展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应该作为消除贫困战略和区域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这种观点在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得到肯定。
- 第四个主要研究领域是涉及就业、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劳动经济学问题。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是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当时没有劳动经济学。而在改革期间，宏观经济学家完全忽视了就业问题，而一些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劳动经济学者，对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却没有能够建立起劳动经济学独立的经济学分支。我从80年代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始，逐渐转向劳动经济学领域，并组建了国内最有生产力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团队。
- 首先，从论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及其意义入手，逐渐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特征及其制度环境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2003年合作出版的《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新进展。
- 其次，分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中国就业、失业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劳动经济学问题。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了《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通过城市非国有部门的产生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解释了在二元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就业体制转换的机理；提出开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就业体制转换的基本前提。此后，在统计数据不完善的条件下，对就业增长机制和结构、失业率及其原因的分解、劳动参与率变化和决定因素进行了规范的检验，形成了大量文章，在该领域走在了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前面。代表性专著还包括主编《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等。此外，从政策角度，倡导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其他国家发展规划的制订，以就业优先为原则，以此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 第三，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和探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人口研究长期被经济学家忽略，而人口学家则不从经济发展和制度角度观察问题。因此，我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组织出版了《人口，将给中国带来什么》等专著。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纳入人口因素。在一系列文章中，分别分解了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得出劳动力流动对改革以来增长做出21%贡献等结论。在《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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