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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宁拙勿巧 孜孜以求(人物·中青年学者系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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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禹伟良 王建新

 

人物小传

蔡昉,男,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照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蔡昉神情悠然地坐在我们面前,平和的语气中始终充满了坦诚和直率,把我们领进了一个中青年经济学家的宁静精神世界,忘记了窗外长安街的繁华喧闹……

“我感觉最为得心应手的研究领域,仍然是‘三农’以及相关问题”

蔡昉的研究领域跨度很大:涉及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迁移等诸多领域———要对他做一个简单的归类还真不容易,目前他的“官方”身份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

“我最乐于告诉别人的是:我是个农业经济学家,因为我对于农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自始至终充满了好奇心和研究热情。迄今为止我感觉最为得心应手的研究领域,仍然是‘三农’以及相关问题,并自认为在这个领域具备了较大的比较优势。”蔡昉平缓、谦和的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的确,在农业经济学领域,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蔡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在《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一书中,蔡昉指出,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农业具有的基础地位不仅没有因其比重下降而有所削弱,反而因其需求的增加愈益增强。

在当时受到大多数学者批评的情况下,蔡昉仍坚持认为,对农业实施价格保护与对农业进行价格剪刀差式的征税一样,都是扭曲的政策。他写道:“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没有赢家的博弈:农民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政策执行困难。”

在采访中,蔡昉特别提到了他与林毅夫、李周的合作成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和有关系列文章。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提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成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该书后来被翻译成多种国家的文字,在许多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大学经济学系中被用作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材。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1996》中称之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杰出著作之一”。

“对待研究对象,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其人格化,或喜或悲,不能自已”

中共中央政治局去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世界就业发展趋势与我国就业政策研究,邀请蔡昉与中国人民大学曾湘泉教授作讲座。

“请问,您讲座时紧张吗?”

“在准备过程中感觉比较紧张,但在讲座现场,气氛相当融洽,我自认为非常放得开。”

“您觉得为什么会选择您做讲解?”

“目前国内研究就业问题的专门机构和学者并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就是寥寥数家专门研究就业问题的机构之一。我关注就业问题比较早,研究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大概比较符合课题讲解人选的要求吧。”

从就业到农业,从贫困问题到人口问题,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蔡昉,其研究的触角却总是伸向穷困阶层。有学者曾评价说:“蔡昉对穷困阶层,尤其是对农民兄弟的关注是贯穿始终的,这反映出他作为一位以‘穷人的经济学’为主攻方向的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蔡昉则说:有些人只是把从事研究作为千百种谋生手段中的一种。而我对待研究对象,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其人格化,并把自己投入其中,或喜或悲,不能自已。

“很多东西都需要从头学起。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头发换知识的过程”

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成就了一代经济学家。蔡昉个人学习和从事经济研究的过程,恰好与中国经济改革同步。但社会转型也为蔡昉他们这种年龄、背景的学者带来了尴尬,他们所受的传统经济学教育需要根据时代和实际的变化进行调整。“对我来说,要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不断地为自己‘换羽’。很多东西都需要从头学起。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头发换知识的过程。”风趣的话语,透露的却是学术转轨的艰辛。

蔡昉认为,经济学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书斋里纸上谈兵。他跑遍了中国十几个省份,曾经在村里老乡的炕头上算账到半夜,曾经在西藏因缺氧昏倒过去……“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从这些经历中受益无穷。”蔡昉说,他每年还总要想办法到农村跑一跑,与基层干部和农民聊聊天。

如今,蔡昉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声名鹊起。在被问及自己的治学准则时,蔡昉的答案却是:宁拙勿巧。他说,“求巧”意味着用老模式一竿子插到底;“守拙”则时常求变,新路子可能峰回路转。“经济学博大精深,我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常会有江郎才尽之感。不过,这样反而能促使自己去求变。如果研究和写作始终行云流水,沉溺于‘巧’而自我感觉良好,那倒可能真的无可救药了。”

《人民日报》 (2004年03月02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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